一年前,Kari Voutilainen 告诉我们,他创建“玑镂之屋”(House of guillochage)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。如今,手工玑镂艺术或机刻艺术正濒临灭绝。自二十世纪50年代末以来,市场上再也没有制造出手工操作的玫瑰纹车床(rose-engine lathes),也没有学校教授这门技艺。因此,玑镂工匠或机刻师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。
然而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Kari Voutilainen,高贵的玑镂艺术如今正从废墟中再次崛起。年轻的工匠们开始学习这门手艺,而极少数仍在认真从事这门工艺的制表公司则订单已满。制表业经过多年的“脱衣秀”,展示机芯的所有细节成为一种风尚,而腕表之面——表盘又再次成为舞台的焦点。(您可以查阅《欧洲之星》Europa Star 2024年2月刊中的“表盘特辑”,阅读由 Hubert de Haro撰写的详尽文章,该篇也可在我们的官网中查阅。 点击阅读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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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我们所提到的,Kari Voutilainen 在玑镂艺术的复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的作品数量虽少——每年仅生产60到70枚腕表,但其腕表作品对钟表行业产生并持续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。Kari 以精湛的机刻艺术为核心,设计出精美绝伦的表盘,为钟表业奠定了基调。他启发了各个价位区间的众多品牌尝试玑镂工艺。它们有时使用手工机刻,但更多时候是机器加工,甚至使用冲压工艺制作玑镂饰纹,用行话来说,他们都在效仿 Voutilainen。
此外,Kari Voutilainen还展示了玑镂工艺作为一种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装饰技艺(甚至远早于腕表出现),它是对现代风格的完美补充。这在最近的Only Watch慈善拍卖会上以45万瑞士法郎成交的 CSW Voutilainen 腕表中得到了印证。
机械和风格的延续性
Kari Voutilainen 制作的第一枚腕表就采用了手工玑镂工艺。这枚非凡的陀飞轮怀表是在三十年前,即1994年,经过约2000个小时熬夜工作完成的。白天,Kari Voutilainen 在 Michel Parmigiani 的工作室工作,制作独一无二的或限量版的复杂功能腕表。
这款怀表让他受到了大众关注。1996年,在GP芝柏表于拉绍德封(La Chaux-de-Fonds)举办的一次展览上,这枚怀表为Kari 赢得了数枚独特作品的订单,并为他独立创业铺平了道路。十年后的2004年,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前,他开始完全独立。从那时起,Kari 就凭借罕见的直觉和谨慎的战略智慧,坚持着自己的独立之路,并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。
为了庆祝成为独立制表师二十周年,Voutilainen 推出了61枚陀飞轮腕表系列,其灵感直接来源于他最初的怀表,这也是他事业的基石。其中一款为精钢材质,20款为铂金材质,20款为白金材质,20款为红金材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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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技术上,为该系列提供动力的 TBL22 陀飞轮机芯都是1994年一分钟陀飞轮机芯的直系后代。与原作一样,为其提供动力的两个发条盒直接与中心轮齿轮相连,以便平衡地使用动力储备。
这种优雅的构造排列完全展现了陀飞轮的全貌,使腕表在72小时的动力储备期间始终保持恒定的振幅。陀飞轮本身的灵感也直接来源于三十年前,其精钢框架与腕表的其他部件一样,完全由 Kari手工制作、精心打磨和抛光。唯一的例外是机刻表盘,当时他将其委托给了少数拥有这项技能的工匠。
TBL22陀飞轮的设计、绘图、构造、制作和组装全部在 Voutilainen 工坊完成,由工坊的工匠们精心打磨,他们的润饰标准之高在全球都是被认可的。腕表的小齿轮和齿轮的表面完全平整并经过均匀抛光,所有螺钉和钢制部件都经过手工打磨和抛光。Kari 本人将这些细节称之为钟表制造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一部分。对他而言,机芯结构“反映了对精度、使用寿命、坚固性和制表传统的尊重”。
玑镂艺术:兼具审美与实用功能
在表盘方面,Voutilainen 陀飞轮二十周年纪念腕表自然采用了玑镂饰纹,就如同其1994年的前身一样。其宝玑风格(Breguetian)显而易见,玑镂工艺本身是由宝玑(Breguet)引入钟表制造业,但玑镂工艺除了在美学上极具魅力,更重要的是这一工艺在功能上发挥的优势。微妙的机刻纹理增加了钟表的可读性,使指针更加精确。表盘上不同玑镂图案的交替排列使其能够划分出不同的区域,以便在视觉上与特定的指示相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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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美学效果仍是重中之重,微妙的光影交错,让表盘表面栩栩如生。表壳侧面的凹槽设计也直接受到1994年怀表的启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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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ri Voutilainen 在钟表修复领域十多年的阅历,使他对古典制表工艺有了全面的了解。二十年的独立制表师生涯,让他能够在这牢固的根基上开发和运用自身的创造力,如今,他将自己的创造力倾注于玑镂这一历史悠久的工艺之中,让这一濒临灭绝的技艺又重新焕发出审美活力。
这一点将在即将于Fleurier开设的“玑镂艺术卓越中心”(Centre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 of Guillochage)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,该中心位于Voutilainen 钟表工坊所在的“Chapeau de Napoléon”下方。
“玑镂艺术卓越中心”(Centre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 of Guillochage)
该中心坐落于前 Fleurier 钟表学校,Kari Voutilainen在其中开设了一个Brodbeck Guillochage 展示厅,学校为此进行了全面的修复和翻新。
Georges Brodbeck 于2004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,同年 Voutilainen 品牌创立。他拥有一套极为珍贵的工具藏品,包括20多台古老的玑镂机器,这些机器都由他亲自修复并恢复到完好工作状态。这些机器包括用于线性装饰和断线装饰的“直线机床”、用于圆形和同心圆图案的“玫瑰纹车床”,以及非常罕见的“织锦玑镂机”,也可以称为“机械复制机”。 这些机器的设计目的是通过一个铰接臂读取刻在金属板(称为母版或模板)上的设计图案,通过放大或缩小从而复制既定的玑镂图案。Georges Brodbeck 拥有1500个模板,每个模板都具有不同的设计,可以切割成圆锥形、圆形及其他各种形状。例如,这些织锦玑镂机被用于制作爱彼(Audemars Piguet)皇家橡树系列腕表中著名的“Petite Tapisserie”表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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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orges Brodbeck 于2023年荣获 Prix Gaïa 大奖,他是制表界的传奇人物,被誉为手工机刻“救世主”之一。作为一名精密机械师,他已经拥有了辉煌的职业生涯,曾与Rolf Schnyder(Ulysse Nardin 雅典表)和Ernst Thomke(ETA, Ebauches SA 集团)一起负责制作表盘。但在九十年代初,他得到了一台无法使用的旧引擎车床作为礼物。
他修复了这台机器,从此对这些非凡的机器产生了极大的热情,并自学如何使用它们。从那时起,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玫瑰纹机床的制作中,足迹遍布整个欧洲只为寻找旧机器,对其进行修复、改装和精进,以便自己和世界上一些久负盛名的钟表品牌使用。他向已故的 Nicolas Hayek 致敬,后者“在接管宝玑(Breguet)后,重振了遭遇数十年忽视的玑镂工艺”。
“这是一门艺术,”他解释道,“但操作这些机器,你需要扎实的器械基础。你必须知道如何锉削和刨削,如何将公差控制在百分之一毫米,如何调整机器、维护机器和装备机器”。
技艺传承
当Georges Brodbeck 到达退休年龄时,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想要传授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艺。他无法接受机刻技艺即将失传的想法,也绝对不会把自己收藏的机器一台台卖掉。
就在此时,他与 Kari Voutilainen 取得了联系。Kari当时正计划扩充自己的小型玑镂雕刻机队伍,当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:前 Fleurier 钟表学校在80年代曾用作高中课堂,如今却空置无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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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开始在脑海中思索这个想法”这位制表大师说道。他萌生了将其改建为一个卓越的玑镂艺术中心的想法。他向市议会提出了这一想法,克服了许多人的顾虑,最终说服了市议会,获得了批准。Georges Brodbeck 一直希望将他的机器和专业知识传承给一位同样充满激情,有着相同理念的制表师,他为此感到非常激动。如今,Brodbeck Guillochage 在 Fleurier 有了一个永久的家。
Kari Voutilainen 解释道:“我们的目标是在这里创造出非凡的作品。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,有太多的形状和变化,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和创造。机刻艺术是无止境的,除了制表本身,还有很多物品都可以用玑镂工艺来提升美感。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向所有领域开放,为创作者提供机会,让他们可以创造出他们特定的玑镂图案。
在这里有专门用于制造、创作、研究的区域,但或许最重要的是教学区域。因为如果没有人来使用这些机器,它们最终只能成为博物馆的展品。
Georges Brodbeck 已经开始在整个欧洲教授机刻艺术。他开始寻找适合的接班人,最终找到了Ali Tastegöl。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,Ali一直在学习如何修复旧的玫瑰纹车床,以及如何使用它们,Georges对他的门徒非常满意。毕竟,要接任他的工作不仅需要敏锐的艺术触觉和专业的机械技能,还需要一双稳健的手和对工具的掌控力,此外还需要具备打磨雕刻刀和精确测量(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)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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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,要制作一个复杂的装饰,需要使用三四台不同的机器。在表盘表面上,最细微的瑕疵,例如比相邻线深一毫米的线条,在光线照射下都会清晰可见。Georges Brodbeck 解释道:“每个图案都很复杂,每台机器都需要特定的灵敏度。说到底,机刻师就是艺术家。”
在卓越中心内,五名玑镂雕刻师已经入驻,他们独立制作自己的工具,并调试自己的机器。Kari Voutilainen 还计划引进其他艺术工艺。目前,中心已经为珐琅彩绘工艺预留了一个空间,未来可能会增加镶嵌等其他工艺。“我们的想法是,将玑镂工艺与珐琅、雕刻等工艺结合起来,制作出真正复杂和罕见的作品”。每个腕表部件都有可能装饰上玑镂图案,包括表桥和底板,甚至是指针和时标,就像 Georges Brodbeck 用巴黎钉纹(Clous de Paris)装饰的腕表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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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这枚“atomic”胸针上精致的玑镂饰纹一样,古老的玑镂艺术能够延伸到未来,为我们最珍贵的物品增添无与伦比的诗意,这才是真正的永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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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芬兰埃斯波(Espoo)的芬兰钟表与珠宝博物馆(Finnish Museum of Horology and Jewellery Kruunu)的使命是向公众传授钟表和珠宝行业的文化遗产、历史和意义。目前,该博物馆正在举办名为“Voutilainen: 时间的艺术”(Voutilainen: Art of Tim)的展览,展览展出了 Kari Voutilainen 匠心独运的腕表作品,以及与他作品相关的图绘、照片和视频。
Kari Voutilainen 于1986年毕业于埃斯波制表学校(Espoo Watchmaking School),随后在芬兰担任钟表师和教师,于二十世纪80年代末移居瑞士。